‍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王晓莉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主线，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新突破，在更高层次上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式现代化追求征服控制自然，人与自然形成对立并逐渐走向失衡，有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蒸汽机等重大发明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将人类社会带入了工业文明。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前所未有地提高，但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也随之而来。世界增长方式延续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紧张。尽管通过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市场化手段等方式，带来了一些局部改善，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它追求效率和增值原则，视自然为客体，视人的贪欲为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就深刻指出，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IEEP）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将达到70吨，几乎是全球人均年碳排放量2.3吨的30倍。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其内在的制度、理论、文化和后发优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与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凝聚各界共识的最大优势所在，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与西方停留在部门和公民社会层面的“替代性方案”有着根本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生态价值、生态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绘就了实现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主客体区分，“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人绝非超越于自然之上。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万物皆是一理”。“赞天地之化育”，主张以“弘道”的方式张扬人的主体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大不同于西方人征服自然、永不知足地追求财富增长。此外，我国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同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能够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引进一些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技术，如深层生态学、长期能源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以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等新兴学科为代表的科技转向不再把自然当成征服对象，而是力求在理解自然的前提下调适两者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0多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乃至几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崛起之路。党的十八大前后，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生产力发展到达了质变的拐点，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基本实现。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拐点，即衡量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指数拐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十年来，我们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了26.2%，是全球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68.5%下降到2021年的56%，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了6.9个百分点，达到16.6%。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长了2.1倍，突破了10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稳居世界第一。2021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地表水Ⅰ类—Ⅲ类断面比例达到了84.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禁止洋垃圾入境。碳排放强度下降34.4%，森林碳汇增长7.3%，启动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把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要求，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关实践和理论逻辑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索，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紧迫，需进一步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能源、钢铁、石化等行业的绿色转型进展较慢且代价较高，绿色低碳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仍需在绿色科技及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标准等绿色政策体系上持续发力。需求侧的活力尚待进一步释放，而供给侧传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再，面临可能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在结构转型期间需妥善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此外，需要把握短、中、长期的关系，处理好目标设定与实现机制的关系，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

需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降碳进入生态环保重点工作，有效市场的作用更加重要，尤其是在生态修复、碳排放交易等领域。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遏制个别地区的“政绩冲动”。此外，公众参与在生态系统保护、绿色生活方式转型等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要夯实公众参与的制度基础，推动环境教育立法，建立绿色消费保障体系，优化党建引领路径，推进机关、学校、社区绿色转型，加强信息披露，支持公众参与监管。

需进一步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绿色方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我们推进的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一些农民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人口在城乡间的单向流动趋势仍未根本改变。需进一步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绿色转型，推动农机节能减排，优化农村用能结构。需将城市更新、部分城市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为重要抓手，同时立足县域，推动新增人口城镇的绿色城镇化，关注乡村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功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绿色乡村振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